顾惠忠
中央规定，地方政府是不能自行借债的。但现在地方政府借债已是普遍现象。H市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，两年来共动用资金80亿元。而1995年至今当地四年间财政总收入仅20多亿元。该市强行要求下属单位、群众向重点工程捐款，并把一些基建工程分解到各主管部门，许多企业只得借贷负债。一些大企业因为缺乏流动资金而不得不停产，数千工人因此下岗。地方财政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。用当地领导的话说，为建设，我们不仅花光祖宗的积蓄，用空儿子的钱，还用了孙子的钱。 一些城市何以不顾财力大兴土木？一方面由于个别地方领导力图创造个人“政绩”，甚至抱着让后任还债的想法，另一方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我国的城市建设水平还较低，如供水紧张，交通拥挤，住房水平低下，文化设施和环境质量差等。政府要实施宏观调控，就得进行公益性项目投资。而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额大，投资回报缓慢，对社会投资形成不了足够的吸引力，只能由政府来操办。因此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，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，担子会相当沉重。 调查发现，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90％以上是向外国政府、国际金融机构的借款。外债是一种主权债，具有极强的偿还刚性。一旦项目单位还款发生困难，地方政府就得动用财力垫付，给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留下隐患。同时，地方政府债务的运作缺乏保障机制，而一旦决策失误，发生信用危机，投资者又将责任全部推到政府身上。 既然地方政府客观上存在借债的必要性，借债行为也已发生，国家不如开明渠堵暗道，建立一个健全的体系，有效防范债务危机。比如，参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，设立适用于我国的地方政府举债规模警戒线；建立地方政府举债的效益原则，杜绝举债投入“首长工程”及竞争性领域，以保证将钱用在刀口上；国家制定系统性的政府融资规划，防范地方政府脱离国家经济运行举债；从法律层面上建立责任机制。 （《南风窗》2000年第5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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